《英雄》是著名导演张艺谋面对电影全球化和商业化的背景，实现自身艺术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英雄》明星云集，场面宏大，画面精美，武打设计挥洒写意，将中国传统意境于动作片的暴力美学造型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大陆电影新一轮的票房神话和电影产业化模式。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英雄》真正拉开了中国大片时代的帷幕”。同时，《英雄》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宏大叙事策略，也在知识分子、普罗大众、官方意识形态和电影专业人事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英雄》的主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电影《英雄》的题材来自“荆轲刺秦”的故事。自从《史记》以来，“荆轲刺秦”的故事一直被人称颂，其中独立个体抵抗强权的精神更是其中的内核，而“侠”也被定义为“以武犯禁”，武侠文学和后来的武侠电影的社会功能都是用侠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冲破社会禁忌，对抗强权政治，为读者或观众提供在现实中得不到的快感。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周晓文和陈凯歌都对这个题材进行了影像化重写，其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和对亲王等历史人物的心理重构，都反映了现代性启蒙叙事对电影影像的影响。但是，在《英雄》中，张艺谋改变了叙事策略，其主题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游走，消解了其中启蒙的反抗意味，反映了中产阶级在目前国内的文化语境之下对宏大叙事的矛盾心态。可以说，《英雄》体现出当前社会对于权力的基本认识：崇拜权利与梦想对抗强权并存，而影片试图调和这种矛盾。把巩固权利与向权利挑战这两种对立的要求并列地组织到故事中，是这部影片的独特创意。作者提供了两个位置供观众同时选择：有权者与无权的挑战者。作者用各种电影手段极力在道德上平衡这两种人的关系。这反映了作者自相矛盾的英雄观，他试图把两者都打扮成英雄。正是这种看似模棱两可的态度，导致了两者实质上的互相消解，使两类人物都不符合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但是，电影以形象感人，观众习惯性地首先与无名、残剑、飞雪等为代表的侠认同。他们是对荆轲之类转为豪门贵族卖命的亡命之徒的改写，以一种新的身份示人，是士与侠的综合。无名用剑柄象征性地刺秦王这个举动是全片的点睛之笔。这种叙事或许牵强，却极具象征性，体现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影响统治者的观念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重要、更有效。无名、残剑之类不可能用暴力夺取统治者的权利，只能转而求其次，通过发挥更大的话语权，以传达自己的呼吁和平的观念。应该承认，导演在抹平缝隙掩盖矛盾方面使用了很多心思的，这是商业片的必然选择。一部影片的流行很可能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许多利益和愿望，从理性上分析，它们很可能出自互相冲突难以协调的意识形态。赢得观众的要诀在于，不要突出某种意识形态压服其他，企图根本解决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而是找到调和之道，使各种利益集团从文本中都能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因素。